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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政策产业链不再怀疑
在我不自觉或自觉地介入到3G领域来后，我逐渐发现在通信和显示这两个领域中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所有大系统都遵循的共同的规律，想起过去只作为闲书来读的老三论：系统论、控制论、信息论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新三论：协同论、耗散结构论、混沌论，重新温习了一番，发现这些新的科学方法论对解决大系统的问题有独到之处，很有指导意义，而且是从更高层次来着眼，而不只是就事论是，能进行科学的分析，看清发展走向，更能预测未来。这篇文章就是试图用这样一些观点先对TD-SCDMA(以下简称TD)面临的客观环境进行了回顾和分析，寻找出它的积极向上的因素，也发现了潜在的危机，并从系统论的角度寻求对策。
TD的第一次危机
TD是我国1998年提出的在第三代移动通信中的一种制式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于1999年得到国际电联的公认，与欧共体的WCDMA及美国的CDMA2000 合称为3G的世界三大标准。自2005年年初开始各方人士就3G上、还是不上？立即上、还是适当的时机再上，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一场大辩论，参加这场辩论的有通信技术专家、经济学家、教育学家、政策专家、媒体专家、还包括一般的科技工作者及广大的网民等等。
当时可分为3派：以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为首的所谓“上”派，主张马上要上，否则就落后于时代了； 第二派是以阚凯力教授为首的所谓“取消派”，将3G比作屠龙术，认为毫无用场，直接等待4G的到来；随后是李进良教授为首的所谓“适时派”，3G肯定要上，但要等待适当的时机，因TD标准相对于其他两种标准虽具有5大突出优势，但由于我国技术基础差，产业化启动晚，产业链尚有待完成，故一旦条件具备，就应大干快上，运营TD，而且提出使国人豪情满怀而让国外财团惴惴不安的口号：TD要“一统华夏，三分天下”。就在这时我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到3G的大辩论，而且成为“适时派”的积极支持者。自此以后与李教授一直在并肩战斗。以致有好事者将参与TD大辩论的人物进行分类，将李教授和我列为“执著型”的TD支持者。这在我的文章《3G大辩论》中作了较详细的描述。